最近，黄仁勋的两个子女进入英伟达公司核心管理层。这标志着黄仁勋已开始将企业传承与战略布局深度绑定，打破了硅谷“科技巨头子女不进家族企业”的潜规则。
通常来说，西方的富人更愿意将财富打包成信托，然后交给儿孙继承，比如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接班人是阿贝尔，和公司创始人巴菲特没有血缘关系，是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。而东方的富人，更愿意将企业交接给下一代，比如泰国的谢家。很多人将这种举措看做文化差异，其实并非如此。
西方富人之所以将财富打包给职业经理人，一方面是西方富人财富继承面临天价遗产税。信托，本身就是为遗产避税准备的，在很多国家属于第三次分配。第一次分配是工资收入，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的转移支付，第三次分配是慈善，而慈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避税。另一方面是西方富人的企业中，存在大量独立董事，且普遍股权分散。此时，若是想要子女继承企业，能不能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获得足够多的支持？事实上很难。
我们再来说回黄仁勋。黄仁勋对一对子女采取了“先放后收”的培养策略。先放，是让一对子女在步入社会的早期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；后收，是当子女厌倦了“兴趣”，过了“叛逆期”，就让子女回到英伟达担任要职。比如黄仁勋的女儿黄敏珊大学第一学历是研究葡萄酒的，毕业后就去全球最大的酒业巨头LVMH工作，既从事喜欢的工作，也在工作中培养社交能力，而后，再次入学上了MBA，最终在2020年转入英伟达仿真部门担任高级总监。再比如黄仁勋的儿子黄胜斌，大学第一学历是艺术与传媒方向，毕业后开了东方美学酒吧，当了八年酒吧老板，然后去大学上MBA，在2022年进入英伟达机器人部门担任产品线经理。
黄仁勋一对子女都有酒水行业创业经历，都学习了管理，最终都进入了英伟达的关键部门担任管理职务。那么，为什么黄仁勋要采取这种培养策略呢？个人认为原因如下：
其一，黄仁勋说到底是个具有东方观念的企业家。黄仁勋只是允许子女拥有一个“叛逆期”，比如从事酒水行业，在东方企业家的观念中，酒水业是最容易接触到方方面面人物的行业，从事它可以顺带让子女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圈，时间其实一点没浪费。
其二，黄仁勋对英伟达的控制力其实不强。黄仁勋只有4%的英伟达股权，可以作为参考的，是丰田家族只拥有丰田1%—2%的股权。结果就是，无论是黄仁勋，还是丰田章男，他们自己的感觉就是：自己其实是一个职业经理人。相比于一股独大的老板，黄仁勋在子女任用上，心理压力显然更小。因为这并不是控制权的继承，而是企业内部社会关系的继承。英伟达内部的社会关系是无价之宝。
总之，很多富人，在面对二代继承的时候很迷茫，他们总是想要将企业“塞给”下一代，但实际上并不成功，相关案例层出不穷。在东亚各国，继承是有两条线的：一条线是财富，通过信托就能够实现；另一条线是社会关系，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建立联系。而像黄仁勋这样的富人，认知维度高于常人，无论是同意子女在“叛逆期”进入酒水行业，还是让他们成熟后进英伟达，实际上都在稳固黄仁勋家族的社会关系，让子女继承父辈赖以成功的社会关系，对于黄仁勋而言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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