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三年的秋天，吕宇峰背着打了补丁的书包，踏进了知青小学的大门。
这所小学设在一座破旧的祠堂里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黄泥。祠堂正中央挂着毛主席像，两侧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“课桌”，学生们自带板凳，挤在一起上课。全校只有一位老师，是城里来的知青，姓陈。
吕宇峰那年八岁，是班里最安静的孩子。他总坐在最后一排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陈老师很快注意到了这个不言不语却目光如炬的男孩。
“吕宇峰，你来读一下这段。”陈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字。
吕宇峰站起来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...”
下课铃响后，陈老师叫住了正要往外跑的吕宇峰。“你的发音很标准，识字也多，跟谁学的？”
“我爹教的，”吕宇峰低头踢着地上的土块，“他以前是省城师范的学生。”
展开剩余71%陈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后来吕宇峰才知道，他父亲曾是中学教师，因言获罪，被下放到这个偏远的山村改造。
从那天起，陈老师对吕宇峰格外关注。他把自己带来的几本旧书借给吕宇峰——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甚至还有一本破损的《新华字典》。吕宇峰如获至宝，每天放学后，就着煤油灯读到深夜。
“读书能改变命运，”陈老师有一次对他说，“无论环境多么困难，知识都能让你自由。”
吕宇峰似懂非懂地点头，但他确实在书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比这个小山村广阔得多的世界。
天来临，祠堂里冷得像冰窖。学生们的手冻得通红，写字时不住发抖。陈老师想了个办法，每天早晨先带学生们跑步热身，再开始上课。
一天清晨，雪下得正紧，只有五个学生到了学校，其中包括吕宇峰。
“其他同学大概不会来了，”陈老师望着门外的漫天大雪，“你们也回家吧。”
吕宇峰却摇摇头：“老师，我能继续学吗？”
陈老师愣了愣，随即笑了：“好，就咱俩，我教你点特别的。”
那天的“特别课程”是陈老师讲述外面的世界——城市、大学、科学和艺术。吕宇峰听得入神，连炭盆熄灭了都没察觉。
“老师，您会一直教我们吗？”课程结束时，吕宇峰突然问。
陈老师沉默片刻，望向窗外的雪山：“不会，但我相信你们中会有人继续我的工作。”
时间飞逝，转眼到了1977年。陈老师果然要回城了，知青小学也将并入新建的中心小学。最后一课上，陈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本笔记本，扉页上写着不同的赠言。
给吕宇峰的那本写着：“给未来的教师吕宇峰——愿你将知识的火种传给更多人。”
许多年后，已经成为省重点中学校长的吕宇峰，在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上讲述了这个故事。他手里仍然保存着那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。
“陈老师让我明白，教育不是在豪华教室里的演讲，而是在破祠堂中点燃的一盏灯。那盏灯不仅照亮了黑板上的字，更照亮了一个山村孩子的前路。”
台下，满头白发的陈老师微笑着，眼中闪着泪光。他从未想到，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小男孩，真的成为了教师，而且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学生。
而吕宇峰始终记得那个雪天的早晨，记得炭盆熄灭后愈加清晰的话语，记得有一盏灯，一旦点燃，就永远不会熄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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